配资app哪个靠谱 1982年贝卡谷地风云录：天空的较量（上）_黎巴嫩_防空导弹_架战斗机
有些本不该被遗忘的事配资app哪个靠谱，却被遗忘了。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出自指环王）
有些本不该被遗忘的事，却被遗忘了。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出自指环王）
当然，原文怎么说忘记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神话也好传说也罢，都是双方各写各的内容。这两天，以伊又开始“相互刷”大火箭了。从媒体片段中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以方又完成了一次成功偷袭。如果结合之前此类的偷袭，似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估计都要有内鬼参与。当然，这些还是猜测。我们不谈历史只讲故事，今天就聊聊“贝卡谷地之战”。
F-16的首批战果属于以色列空军。确切地说，是“首批”，而非“第一”。第一个被击落的是一架米-8直升机，对于一架战斗机来说……不太“符合”战果。第二个击落目标才算“正经”的战果：一架米格-21战斗机。
如果不算以色列空军的战果，F-16的总击落记录其实显得相当“寒酸”。而且如果再考虑到，以色列F-16飞行员有90%的击落战果都是在1982年6月间的几天内取得的，那么F-16总击落记录数量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展开剩余95%自1979年以埃签订和平条约后，以阿对抗的焦点转移到了黎巴嫩。在黎巴嫩这锅“乱炖”中，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中东所有”大仙“来了都得绕道。相比之下，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简直就像一本清清楚楚的说明书。
图注：1982年黎巴嫩局势，美国中情局解密报告中的插图。
图注：1982年黎巴嫩局势，美国中情局解密报告中的插图。
但这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黎巴嫩当时存在叙利亚军队、亲以黎巴嫩武装组织，以及蠢蠢欲动想要越境部署正规军的以色列部队。自70年代上半叶以来，黎巴嫩的“武装混战”就几乎没有停过，只是战火的规模和频率时有变化。
导致贝卡谷地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军队攻占了小镇扎赫勒（Zahle）。
引用自苏联及俄罗斯外交官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的回忆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剧本》。“第三次世界大战”——毫不夸张的标题。在回忆录中，格里涅夫斯基将1981–1982年黎巴嫩的事件与1961年的加勒比危机进行了类比：
1981年3月底，黎巴嫩长枪党，在巴希尔·杰马耶勒的领导下，向贝卡谷地的扎赫勒市附近的叙利亚军队发动了进攻，试图控制这条连接贝鲁特与大马士革的重要战略通道。叙利亚总统的回应相当强硬。叙利亚军队对黎巴嫩长枪党武装进行了打击，并在扎赫勒以南设置了四个苏联制造的“立方体”防空导弹系统阵地。但此时这些阵地还没有部署导弹。叙总统并不想与以色列开战，但他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介入黎巴嫩冲突，这些阵地上将立即部署导弹，其唯一目的就是击落以色列战机。1981年4月下旬，叙利亚开始出动米-8直升机参与作战。第一次使用米-8进行特种兵空降作战是在4月21日。以色列方面起初只是口头表达抗议，但局势的发展已经进入以天甚至以小时计算的阶段。格里涅夫斯基写道：
“紧张的沉默降临。贝京（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在权衡局势。但在黑格（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和凯西（CIA局长威廉·凯西）访问中东之后，以色列总理下定了决心。4月28日，以色列（尽管内部争议很大）作出了一个决定：击落在扎赫勒地区打击黎巴嫩长枪党的叙利亚直升机。”“部长们还未散会，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就报告称：已有两架叙利亚直升机被击落。”“同一天，叙利亚方面在贝卡谷地部署了三个‘立方体’防空导弹营。”此处需要就防空导弹系统部队编制作一个说明。据说在俄语文献中，习惯将叙利亚在贝卡部署的防空系统称作“营”，而在英语和希伯来语文献中则称为“连”。如果我没记错，一个营包含2至3个连，而每个连拥有2至4台发射车或战斗车辆。可能在数量上记忆有误，但无论如何，一个营和一个连的装备数量还是有显著差异的。
以色列空军前司令戴维·伊夫里在其2022年的一次访谈中将“方阵”防空系统的一个“连”描述为：“一套系统，包括一部最大探测距离为75公里的机动雷达，和四台装有三枚导弹的机动发射车。”这大致相当于苏联防空部队中一个标准防空导弹连的编制。
以色列空军的攻击目标将优先集中在“机动雷达”上，也就是自行雷达侦测与制导车（2С1）。因此，当资料中提到被摧毁的“连”或“营”数量时，实际上多指摧毁了这些雷达制导车辆（2С1）。
当然，格里涅夫斯基的回忆未必完全准确，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职业外交官，对实际战事未必深入了解。实际上，在1981年4月28日，以色列F-16确实击落了两架叙利亚米-8直升机。拦截任务执行了两次飞行，关于第一次出击有较多记载，第二次几乎无人提及。
第一次拦截出动的一对F-16战机，由第117中队的指挥官——上校泽埃夫·拉兹领航，僚机为中尉拉菲·贝尔科维奇，机型为F-16A Block 5，机身编号78-0314，战术编号112。
F-16A Block 5 编号 78-0314、战术编号112，这张照片拍摄于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
F-16A Block 5 编号 78-0314、战术编号112，这张照片拍摄于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
战机挂载了4枚AIM-9“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机腹副油箱。这对双机最初向海法方向飞去，随后被引导至贝鲁特，在那里两架F-16爬升至6000米高度，接着朝贝卡谷地的拉亚克机场飞去（这是一个类似于苏联时期“大卢基市航空港”那种简陋的小机场）。战机未能发现目标，随后偏离机场转向西北方。几分钟后，副机飞行员、贝尔科维奇中尉座机上的雷达在25英里（约40公里）外发现了一个低空目标。而僚机指挥官拉兹上校的F-16雷达出现故障，因此拉兹将主机位置让给了贝尔科维奇。
两机下降到1500米高度。贝尔科维奇首次发射“响尾蛇”导弹未命中目标。他当时操作过急，在红外导引头还未完全锁定目标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发射。实际上，直升机并不是高速战斗机容易猎杀的目标：被战机击落的直升机远少于被击落的固定翼飞机。
F-16准备绕回进行第二次攻击时，地面预警通知他们在东侧约20公里处出现了一两叙利亚米格战机。拉兹判断还有足够时间完成攻击，叙利亚米格战机不太可能及时赶到将他们锁定。最终，贝尔科维奇使用F-16的航炮击落了那架米-8直升机，不过这场胜利被平分，0.5记在贝尔科维奇名下，0.5归拉兹。之后两架F-16以高速向西飞去，未与叙利亚米格战机交战。
结论：这对双机——拉兹与贝尔科维奇——取得了F-16战斗机历史上的首次空战胜利。编号78-0314的F-16A在以色列空军服役至2015年，先后分配至第117、第140、第253和第116中队。贝尔科维奇在服役生涯结束时已晋升为准将军衔，拥有四次空战击落记录，全部是在F-16上取得的。
第二架米-8的击落通常被归功于117中队的多斯·约菲（Dos Yoffe），但目前尚未找到关于这次拦截的详细资料。据悉，约菲在1981年4月28日的飞行任务中驾驶的是编号78-0321、战术编号126的F-16。
F-16首次在空战中击落固定翼飞机的飞行员是阿米尔·纳胡米（Amir Nahumi），时间为1981年7月14日。他当时隶属于第110中队，驾驶F-16A Block 10，编号78-0326、战术编号219，以一枚“响尾蛇”导弹击落了一架叙利亚的米格战机。
F-16A Block 10 编号 78-0326（战术编号219），2002年。
F-16A Block 10 编号 78-0326（战术编号219），2002年。
阿米尔·纳胡米（Amir Nahumi）仕途辉煌，最终晋升为以色列空军总司令。他在空战中共击落13架敌机，其中6架是在F-16上完成的。1981年6月，纳胡米参与了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歌剧行动”（Operation Opera）。编号为78-0326的F-16A曾服役于以色列空军的第110、140和253中队。2021年，该机与包括编号78-0321在内的其他F-16一起，被出售给美国“Top Aces”私人公司，该公司从事“假想敌”（Aggressor）任务。在以色列空军服役期间，该机的战术编号一直未变（219）；在“Top Aces”公司，这架战机获得了注册号“N816T”，但保留了历史编号219。而F-16 编号 78-0321 的注册号是“N873TA”。
阿米尔·纳胡米
阿米尔·纳胡米
1981年4月28日两架米-8被击落的事件促使叙利亚人向贝卡谷地部署了三个“立方体”（Квадрат，即SA-6）防空导弹连，可能还包括一个S-75导弹连。这正是典型的冲突升级链条：直升机将叙利亚特种部队运送至黎巴嫩——以色列战斗机击落直升机——叙利亚部署防空系统（代号为“费达”Feda）。接着，以色列对叙利亚“越过红线”表示愤怒并要求其撤回部署在贝卡谷地的防空导弹，尽管此前多年以色列对叙军部署在黎巴嫩的S-75和S-125系统基本漠不关心。
这场关于叙利亚防空导弹的博弈甚至惊动了勃列日涅夫本人。以色列最终选择用武力解决这个“防空导弹问题”：没有防空导弹，就没有问题。正如迦太基必须被摧毁那样，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导弹也必须被摧毁。
实际上，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早在叙利亚“立方体”导弹系统部署进黎巴嫩之前就已启动。有人认为这项作战准备始于1973年10月，这种说法也并非夸张。
在西方媒体中，苏联的“立方”或称“Квадрат”（北约代号：SA-6）一度被称为“1973年战争的王牌”。根据叙利亚方面的说法，从1973年10月6日到24日，这种导弹击落了64架以色列飞机，总共发射了95枚导弹。击落数量自然存在争议，但苏联研制的这款防空系统的高效性本身并不容置疑。
运输发射车“立方体”防空导弹系统，2012年。
运输发射车“立方体”防空导弹系统，2012年。
《技术与武器》杂志特刊，2003年6月，《陆军防空导弹系统》：
立方体防空导弹系统的卓越效能由几个因素决定：
以色列方面缺乏在所需频率范围内有效的电子对抗（电子战）设备——美国提供的设备主要针对之前使用的S-75和S-125导弹系统，这些系统采用更长波段的无线电指令制导；以色列飞行员不了解导弹从上半球轨迹攻击目标的特点——当导弹向上飞离飞机飞行高度时，飞行员误以为导弹制导已失效；该系统采用半主动制导，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该导弹采用冲压发动机，机动能力强，命中目标的概率高。1973年战争中“立方体”系统的成功运用提升了防空导弹系统的整体声望。以色列空军司令埃泽尔·韦茨曼（1956-1966年任司令，1977-1980年任国防部长）在1973年战争结束后发表了一则引发争议的声明，承认防空导弹战胜飞机。但韦茨曼的观点并未获得普遍认同，他的言论更多是出于情绪激动。
以色列开始寻找应对“立方体”的方法。工作一开始就是多方面的，最终在1982年夏天贝卡谷地叙利亚防空被彻底击溃时达到了辉煌成果。以色列空军1974年1月根据1973年战争经验总结的文件指出：
与防空导弹系统作战，必须建立涵盖侦察、通信、指挥、训练和战斗运用的整体系统。不能只限于开发某一种武器类型，而必须整合多种系统并制定战斗应用的总体构想……对防空导弹的作战是以色列国防军整体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空军的问题。制定对“立方体”防御措施的起点，是缴获的埃及防空导弹系统。70年代末，以色列专家还得到了一枚未爆炸的叙利亚“立方体”导弹，该导弹坠落在黎巴嫩。对这些缴获装备的研究帮助他们更准确地了解系统的工作模式、频率范围等细节。
1973年，以色列军队在西奈半岛缴获的埃及“立方体”导弹发射架。
1973年，以色列军队在西奈半岛缴获的埃及“立方体”导弹发射架。
未爆炸的“立方体”防空导弹，黎巴嫩。以色列缴获战利品。
未爆炸的“立方体”防空导弹，黎巴嫩。以色列缴获战利品。
说到战利品……虽然有点跑题，但这张照片真是完美无缺！
说到战利品……虽然有点跑题，但这张照片真是完美无缺！
1973年战争中，反雷达导弹“百舌鸟”表现不佳，因此在70年代后期，以色列从美国采购了更先进的AGM-78“标准”反雷达导弹，射程达到90公里，超过了“立方体”防空导弹的打击半径。通常，“标准”导弹由专用的“野鼬”飞机发射。以色列最后一批订购的F-4E战斗轰炸机为准“野鼬”改装版，内置电子侦察设备，用以引导AGM-78“标准”导弹。以色列版本的“标准”导弹与美国AGM-78D有所不同。
装备“标准”导弹的F-4E被以色列空军105中队列装，1977年达成战备状态。此外，“标准”导弹还经过改装，可由地面机动发射装置发射。
“基里斯”反雷达导弹系统作战车辆。
“基里斯”反雷达导弹系统作战车辆。
反雷达导弹如果命中目标，会使雷达天线失效，但并不能摧毁导弹发射装置或消灭操作人员。在越南战争中，针对防空导弹系统的打击通常由一架“野鼬”电子战飞机和两到四架携带常规炸弹的战斗轰炸机组成的打击编队执行。以色列空军在1973年战争中采用了类似战术。战斗轰炸机在作战中遭受了损失，因为反雷达导弹攻击后，防空导弹的发射装置通常依然完好，且大多数防空导弹具备自主制导能力，虽然这种自主制导的射击效率明显降低。
以色列在“标准”反雷达导弹基础上，配备了基于越南战争时期美国“Wallie”激光制导炸弹改进而成的“突眼”电视制导反雷达导弹。“突眼”不同于“Wallie”，装备了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其射程可达78公里，理论上可以从“立方体”防空导弹射程之外发射导弹。但由于电视制导系统需要导弹全程保持对目标的引导，战斗轰炸机仍会进入防空导弹射程区域。为解决这一问题，以色列将制导设备安装在C-130运输机上，由战斗轰炸机发射导弹，而在安全距离之外由运输机负责导引。
“Pop-eye”导弹挂载在“鬼怪”战机机翼下。
“Pop-eye”导弹挂载在“鬼怪”战机机翼下。
AN/ALQ-119电子战吊舱是“鬼怪”战机的标准装备，但以色列根据侦察到的“Куб”（同花顺）雷达频率和其导弹的制导头特性，对该系统进行了改进。AN/ALQ-119系统更偏向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新的战术并没有否定AN/ALQ-119的作用，而是提出了进攻性电子战手段，包括对防空导弹连指挥官与指挥所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进行完全干扰，以“扰乱指挥官的判断”。
新的电子战设备开发了多个版本，包括地面固定型、空基型，适用于CH-53和UH-1直升机，以及C-47飞机。
以色列空军的C-47飞机和“阿拉瓦”运输机。
以色列空军的C-47飞机和“阿拉瓦”运输机。
以色列改装的带电子战系统的UH-1直升机。
以色列改装的带电子战系统的UH-1直升机。
最意想不到却非常有效的方法，是最古老的雷达干扰手段之一——散布铝箔条。这个方法曾被怀疑，但后来进行了独特的实验：在海法海岸上空散布了数百公斤铝箔。铝箔虽然不能完全遮蔽雷达屏幕，但产生的强烈反射信号严重干扰了对空目标的追踪。实验产生了副作用——铝箔长条掉落在电力线路上引发短路，导致海法及周边地区局部停电。1982年6月初，以色列空军从C-130运输机上在贝卡谷地投放了数十吨铝箔。
用铝箔进行干扰实验在以色列雷达屏幕上的效果。
用铝箔进行干扰实验在以色列雷达屏幕上的效果。
即将展开的摧毁阿拉伯防空导弹系统的行动中，无人机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无人机承担两项任务：第一，侦察防空导弹阵地并监控打击效果；第二，模拟攻击飞机。
以色列空军拥有美国制造的喷气式无人机AQM-34。但这款无人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1973年战争中仅执行了19次作战飞行，其中9架被击落。
AQM/BQM-34 无人机没有着陆装置。降落时通过降落伞缓降，然后由CH-53直升机回收——这个过程相当麻烦。图为被以色列CH-53直升机接收的AQM-34无人机。
AQM/BQM-34 无人机没有着陆装置。降落时通过降落伞缓降，然后由CH-53直升机回收——这个过程相当麻烦。图为被以色列CH-53直升机接收的AQM-34无人机。
早在1973年战争之前，以色列军情和空军中就有航空模型运动的爱好者，他们是军情和空军的军官，提出用比模型飞机大一些、但明显小于最轻型飞机的活塞动力小型无人机来替代AQM-34。小型无人机的优点很明显：雷达和视觉隐蔽性好，噪声低，续航时间长，因为装了耗油极低的模型发动机。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有效载荷小，无法装载复杂的控制设备，因此飞行半径自然很小。为这种无人机配备专用的航空摄影设备过于庞大且沉重，只能安装商业胶片相机。
1969年，“扫描者-1”（Scanner-1）完成了对埃及阵地的首次航拍，它是现代战术侦察无人机的雏形。首次飞行结果远超预期，但空军高层（与军情不同）并不认可这件半手工制造的设备。1973年战争后，空军高层对这类“小玩意儿”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到1981年，以色列已拥有几种小型战术无人机，包括“Mastiff”、“Talem”和“Zahban”。在1982年6月的事件中，这些无人机几乎发挥了关键作用。
无人机“扫描者-2”
无人机“扫描者-2”
“猛犬”无人机
“猛犬”无人机
长期以来的一个难题是胶片照相机。虽然这种相机在侦察中基本满足需求，但在针对防空导弹系统（ЗРК）的作战环境中却无法接受——从拍摄到将信息传递给最终用户（攻击机飞行员）花费的时间太长，而这段时间内“立方体”防空导弹系统就已经更换了阵地。解决方案是将根据“波派”（УР «Попай»）导弹项目开发的电视制导头（ТВ ГСН）改装到无人机上。装备改进版电视制导头的无人机不仅能实时将信息传回地面指挥所，还能直接传送到配备特殊接收器的攻击机驾驶舱。105中队的“幽灵”战斗机就装备了这样的接收器。
无人机还承担了干扰敌方雷达操作员的任务。这些无人机的雷达“画像”被尽量模拟成F-4战斗机的雷达特征。在贝卡谷地使用了两种模拟无人机：一是昂贵的“泰勒姆”（Телем），装备涡轮喷气发动机和控制设备；二是一次性“参孙”（Самсон），类似滑翔炸弹。
雷达侦察工作则由装备专业设备的运输机“阿拉瓦”（Арава）和波音707客机执行。
为确保摧毁防空集团的作战行动顺利进行，技术保障措施伴随着空军战术运用的调整。
首份研究报告《导弹战斗：飞机对抗防空导弹系统》由参加过1973年秋季战斗的飞行员于1974年初编写。飞行员们指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跟踪防空导弹系统位置。解决方案是协调飞机、无人机和地面指挥所的协同作战。
书面方案迅速付诸实践。1974年成立了专门的防空导弹作战指挥所，成员包括空军战斗指挥和侦察官员。指挥所依靠雷达和无人机侦察数据实时监控阿拉伯防空导弹系统的具体位置，随时可在和平时期下达攻击命令。1975年进行了首次真实飞机起飞演练。指挥所运行，但速度较慢——完全手工操作。到1975年中期，魏茨曼研究所的民用专家开发了第一套自动化航空作战指挥系统——“潜望镜”（Перископ）。1975年夏天，空军司令本雅明·佩莱德到研究所考察“潜望镜”系统：
佩莱德由墨菲陪同，“墨菲定律”发挥了全部威力：停电，空调坏了，计算机故障。同年，“潜望镜”在空军演习中进行了测试，结果非常出色。
从1978年起，105中队所有“鬼怪”战斗机飞行员至少执行了一次模拟攻击部署在黎巴嫩的叙利亚S-75和S-125防空导弹系统的任务。众所周知，以色列几乎不会对任何被认为是侵略的行为不做回应，回应通常从天空而来。例如1978年，一次特殊的报复行动中，以色列炸弹投向黎巴嫩，起因是以色列士兵踩上了地雷，腿部受伤。通常执行轰炸任务的都是105中队的“鬼怪”，因为飞行员需要熟悉未来的战区环境。
1977年至1982年期间，以色列空军司令大将大卫·伊夫里并不涉足政治：
我鼓励年轻人参加对黎巴嫩恐怖目标的空袭，这几乎成了常态。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释放了首次越境的压力。Рафаэль·艾坦（左）与大卫·伊夫里，80年代初期。
Рафаэль·艾坦（左）与大卫·伊夫里，80年代初期。
1976年至1980年间，以色列空军，确切来说是以色列国防军，进行了至少四次大规模联合演习，重点演练了如何摧毁叙利亚防空集团。演习得出的结论是：攻击单个防空阵地比起用一次强有力的打击摧毁整个防空集团，风险更大。
到1981年春，以色列已具备摧毁叙利亚防空导弹系统的全部必要条件。最后的关键一步是在1981年4月启用了新的深层自动化指挥控制中心，用于协调综合力量摧毁敌方防空集团。
4月28日，F-16战机击落叙利亚的“八型”战机，次日叙利亚将防空导弹系统调往贝卡谷地。
以色列空军指挥部将叙利亚防空导弹系统出现在贝卡谷地视为“天赐良机”。代号“Arzaf-3”的行动被迅速策划。
1981年4月30日，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批准了“Arzaf-3”行动，但美国作为外部势力介入施压，叙利亚暂停了其在黎巴嫩的行动，而以色列则放弃了该行动。“Arzaf-3”成为1981年整年围绕贝卡谷地防空导弹系统的谈判和博弈的焦点。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格里涅夫斯基（Grinevskiy）和普里马克夫（Primakov）的回忆录，内容非常有趣。
1981年发生了两件根本改变中东局势的重要事件。第一件是“奥佩拉行动”（Operation Opera），即1981年6月7日对伊拉克核反应堆的空袭。这次打击在全球引发了强烈反以情绪浪潮，但同时也展示了以色列军事实力。第二件是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被暗杀，极大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这两件事都发生在黎巴嫩局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下。
黎巴嫩上空时有空战发生。据以色列方面数据，自1981年7月底至1982年5月底，F-15和F-16战机共击落叙利亚六架飞机：两架米格-21、两架米格-23和一架米格-25。F-16飞行员共击落四架飞机：1月和4月21日击落两架米格-23的泽埃夫·拉茨，5月26日击落两架米格-21的阿莫斯·莫赫尔，以及4月21日击落一架米格-23的哈盖·卡茨。F-15部队据称击落了一架米格-25，时间是1981年7月29日。每当涉及具体击落日期和数字时，“据称”一词总是合适的，因为无论是叙利亚还是以色列双方，都存在对损失的隐瞒和对战果的夸大，具体情况难以确定。
叙利亚一架米格-23的残骸，据说明是在1982年6月初被击落的。没有发现该残骸的其他角度照片。
叙利亚一架米格-23的残骸，据说明是在1982年6月初被击落的。没有发现该残骸的其他角度照片。
照片中，很可能是一架RF-4E侦察机，确实在1982年夏天叙利亚防空导弹系统在黎巴嫩上空击落的，时间稍晚于1982年6月初。
照片中，很可能是一架RF-4E侦察机，确实在1982年夏天叙利亚防空导弹系统在黎巴嫩上空击落的，时间稍晚于1982年6月初。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以色列“鬼怪”战机的后座驾驶舱盖，传说是在1982年6月9日或10日被叙利亚米格-21击落的。仔细看，很明显这其实是RF-4E的驾驶舱盖残片，且同样没有发现其他残骸照片。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以色列“鬼怪”战机的后座驾驶舱盖，传说是在1982年6月9日或10日被叙利亚米格-21击落的。仔细看，很明显这其实是RF-4E的驾驶舱盖残片，且同样没有发现其他残骸照片。
阿拉伯网络上则将这块“铁皮”解释为1982年6月9日被“立方体”防空系统击落的“鬼怪”战机。但这块残骸更像是“幼狮”战机的部件。
阿拉伯网络上则将这块“铁皮”解释为1982年6月9日被“立方体”防空系统击落的“鬼怪”战机。但这块残骸更像是“幼狮”战机的部件。
另一方面，叙利亚防空系统在1981年7月至1982年5月近一年的时间里，在贝卡谷地击落了8架AQM-34无人机，以色列方面确认损失了5架无人机。
1982年被叙利亚防空系统在黎巴嫩击落的以色列无人机残骸。
1982年被叙利亚防空系统在黎巴嫩击落的以色列无人机残骸。
在布拉塔（П.В. Булат）的详尽著作《1982年黎巴嫩战争——“加利利和平行动”：一个神话的历史》中，给出了关于防空编组作战活动的另一组数据：从1981年4月到1982年6月，进行了564次射击，击落了27架以色列飞机、3架直升机和4架无人机。虽然这些数字听起来很惊人，但关键不在于具体数字的准确性，而在于其意义。防空编组极大地阻碍了以色列空军在贝卡谷地的行动，而没有以色列空军的支持，黎巴嫩的反对派注定会失败。
1981年， 以色列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直接军事干预来解决黎巴嫩问题，同时也要教训叙利亚人。这个最和平的中东国家需要一个借口。这个借口是由巴勒斯坦人在1982年6月3日于伦敦刺杀以色列驻英国大使一事提供的。第二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巴勒斯坦营地进行了报复性空袭，6月6日，“加利利和平行动”正式开始。以色列国防军部队进入黎巴嫩境内。
发布于：黑龙江省